恭喜波士顿首位华裔女市长吴弭（下）

和所有二代移民一样

找寻自己的身份认同

1983年，吴弭的父母从台湾移民到芝加哥南部——一个以贫穷、危险著称的区域。初到美国，父母二人对英文一窍不通，为了学习语言，吴父翻着一本旧教科书一字一句地学习英语，母亲则是看了无数遍《奥普拉脱口秀》。

1985年吴弭出生了，在她之后还有一个弟弟和两个妹妹相继出生。

和所有一代移民一样，父母对孩子们的学业尤为上心。在华人并不多的那个年代，父母为了让吴弭学好中文，双休日全家人开车一小时去上中文课成为家常便饭。而吴弭也一直很争气，从小就是“别人家的孩子”。

但和所有二代移民一样，吴弭也承受着中美双重文化的“夹击”，并在其中努力找自己的身份认同。

米饭、炒菜是华人的家常菜，但吴弭清楚地记得她把这些食物拿到学校时同学们的反应，那种伤害直击心底深处；还有，朋友来家里玩时取笑她父母口音。类似的经历还有很多，这迫使她很早就学会了如何变通，以及如何礼貌而不失尊严地做出回应。

吴弭高中时就修读大学等级的进阶先修课程，加入数学社团和仪队，在美国大学入学测验SAT和ACT取得亮眼成绩，她也在毕业典礼上，以“蓝色狂想曲”（Rhapsoy in Blue）钢琴独奏，惊艳观众。

吴弭的妹妹雪瑞（Sherelle）说：“他们（父母）总是让我们觉得，我们可以做任何事情，但无论选择什么，我们都必须成为个中翘楚。”

2003年，由于学习成绩突出，吴弭作为伊利诺伊州的学生代表获得了“美国总统奖学金”，并在高中毕业典礼上作为学生代表发表演讲；而双重身份的多元与艰辛又磨砺了她的领导力，高三时吴弭当选为“全美高中生联盟”主席。

就这样吴弭凭着优异的成绩和优秀的领导力被哈佛大学录取，学习经济学，来到了波士顿这座城市。从此，她和这座城市结下了不解之缘。

大学期间，吴弭除了重视学业外，她会做很多志愿者的工作。

比如每个周末她都去中国城给申请公民的老年人上辅导课；一些老年人课后会找她帮忙，请教她过期的电费单找哪个部门处理这样的琐事。

吴弭发现，在这个资源丰富的城市里，政府的工作本该提供这些支持，可偏偏却在人们最需要这种帮助的地方存在着巨大的脱节。

这些经历让她质疑当地的公共服务，为她未来投身政治埋下了种子。

但和诸多第二代移民一样，缺乏政治资本的她当时并没有把这颗种子变成一份工作的动力。

命运和她开了个玩笑

照顾“疯母”和妹妹

从哈佛大学毕业后，22岁的吴弭走上了一条安全稳妥的职业道路——她加入著名的波士顿咨询公司成为一名咨询顾问，收入不错的她还还清了大学时期的学生贷款，成为了一名经济独立的女性。

当她在波士顿憧憬着大好前途时，命运和她开了个极大的玩笑——吴弭的父母在她大学期间离婚了，父亲离开了家庭，已经成年的弟弟也离开了家庭，在芝加哥的家里只剩下母亲经营着一家中式茶餐厅，还要带着年仅10岁和16岁的两个妹妹生活。

有一天，正在上班的吴弭接到妹妹的电话，告诉妈妈的精神出现了问题。

她急忙赶回家，发现妈妈不吃不睡，还给警察打电话说听到呼救声；要么就是在冰冷的雨天站在外面，一手拿着雨伞，一手拿着行李箱，等待一个身份不明的司机来接她去参加一个秘密会议，并且还对吴弭说“你不再是我的女儿，我也不是你妈妈”。

母亲被确诊为精神分裂症，无法再承担两个未成年的女儿监护人的工作。年仅23岁的吴弭不得已只能辞去工作并搬回芝加哥照顾“疯母”与年幼的两个妹妹，成为她们的监护人。

当同龄人正在探索独立生活、专注于他们的事业并广交朋友时，吴弭是大姐、家长、护士、家庭和财务负责人、教师和全职工作者，同时还要兼顾着经营妈妈的茶餐厅以补贴家用。

医院、急诊室、学校、保险公司、税务和食品卫生局成为她经常出入的场所，跟精神健康医疗人员沟通，在学校跟老师解释为什么爸妈不能来开家长会成为她日常要做的工作。

如果说大学时期在中国城做志愿者帮那些老人的经历为她投身政治埋下了种子，那么当吴弭亲历了与公共机构打交道后，才更深刻体验到了其中的巨大问题。

后来，在接受《波士顿环球报》采访时她说：“我知道在急诊室待上一整晚，只为一个床位的感觉；我为妹妹争取教育资源，以及为了开一间家庭小生意，在市政府官僚间打转。你需要应对繁文缛节才有机会获得服务；在你最需要帮助的时候，结构和系统往往不能为说不同语言或有挣扎的人提供服务……这些都驱使我投入公共服务。”

吴弭希望自己在公共机构能真正做些有用的事情来帮助普通老百姓。

2009年，母亲的病情有所好转，吴弭卖掉了茶餐厅回到波士顿，申请了哈佛大学法学院并被录取，她继续攻读法学博士深造。

当时在哈佛教合约法的现任民主党参议员华伦（Elizabeth Warren），仍记得吴弭第一学期来到她办公室的情景。吴弭诉说她如何照顾母亲和妹妹，华伦听了惊叹不已，“在我执教25年里，从没遇过和吴弭做一样事情的法学院学生。”这场交流也开启了两人的紧密关系。

华伦作为麻萨诸塞州的进步主义翘楚，当她今年夏天被问及为何替吴弭背书而非其他进步主义人士时，她简单地回答：“她是家人。”

在哈佛：经历政治洗礼

拓展政府人脉

在哈佛法学院就读期间，吴弭还进入波士顿市政府，担任法律研究员。在这期间，她为餐厅设计了一个简化的执照许可程序，启动快餐车计划，吸引了时任市长梅尼诺（Thomas M. Menino）的兴趣。

2012年，当哈佛法学院的教授华伦决定角逐美国参议员的时候，吴弭成为她竞选团队中的一员。最终华伦教授当选美国参议员。波士顿前市议员康诺里（John Connolly）称赞吴弭“对政治的非凡、天才等级理解”。

哈佛法学院经历政治洗礼，开始拓展她在政府中的人脉。

在哈佛法学院读书期间，吴弭还完成了人生大事——2011年，她与交往多年的男友Conor Pewarski结婚，之后生下两个孩子。

2012年，吴弭从哈佛法学院毕业。2013年，她赢得波士顿市议会席位，成为波士顿史上第2位在市议会任职的有色人种女性。

担任市议员4届多以来，吴弭以深入了解政府闻名，前州交通部官员邓普西（Chris Dempsey）形容她“有条不紊”。吴弭以能产生深远影响的提议，吸引了年轻的进步主义人士，例如全市绿色新政和免费公共运输；她在 TikTok、Instagram 和推特上倡议这类活动。

2020年9年，吴弭宣布投身2021年波士顿市长选举。

在吴弭提出的改革措施中，值得关注的有：

第一：住房发展计划改革

吴弭支持暂时的Rental control (房租增长控制)，但是她也说这不是长久的解决方法，同意长久的房租增长控制会对经济有反向作用。从根本上的方法是对住房的计划和发展做出根本性的改变，增加经济适用房的供应。

这几年，波士顿的年轻人越来越多，导致对住房的需求增加，房价和租金都涨的很快。此条对广大留学生而言，算是利好。

第二：教育改革

吴弭提出要在波士顿普及可负担的3-4岁孩子的Pre-K 教育，减轻年轻父母的负担。

而对年轻学生，吴弭提出要加强对波士顿的麦迪孙职业高中（Maison Park Technical Vocational Highschool）的资金和师资投入，从而为波士顿地区培养更多的实用性技术人才。

她支持增加学校学生群体的多样性，支持波士顿地区三个需要考试才能录取的高中继续目前的录取政策（虽然在这一点上，市长支不支持没有实质性的作用，但此条偏向于擅长考试的亚裔）。

第三：削减警察经费

波士顿有1/4的警察年收入超过20万美元。吴弭呼吁对警察的加班工资设立最高限制，取消现在有的警察每出庭一次，自动算加班4小时的规定。

吴弭说，要让警察的加班工资花在真正的不可预测的安全突发事情上，并且要增强警察的纪律性，犯了严重错误的警察，要允许被开除。

节省下来的经费，吴弭建议成立精神健康的医生和社工队伍，专门用来响应各个社区的无家可归者，酒精毒品成瘾者，成立治疗中心（treatment center），对他们提供帮助。

这将保障公园等公共场所有更为安全的环境。对留学生和所有人来说，城市安全都是一个重要的考量。

总之，吴弭的当选，被全美ABC视作是华人之光，也论证了美国梦还是可以实现的。

从今以后的新的一代的小女孩、小男孩，都有了role moel，认识到华人也完全可以参与并做好公共服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