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算法与活法”-人工智能对工作生存的影响

      人工智能（artificial intelligence，简称ai）将把人类带往何方？今天刘老师借华东师范大学政治学系主任吴冠军老师的研究，跟大家来分享一点关于人工智能，关于算法的真相。

      ai最坏的结果，可能就是《黑客帝国》中的境况——现实世界由一个被称作“母体”的人工智能系统控制，人们的身体由ai饲养，而他们的意志则被麻醉在虚拟世界，没有自由和思想，但也没有痛苦。

      一个永恒的命题出现了，这时你会选择吞下红色药丸还是蓝色药丸。红色带你通往残败的现实世界，它要求你反抗；而蓝色意味着留在舒适的虚拟空间，它只需你服从。

      尽管我们暂且不用像电影中的基努·里维斯（keanu reeves）一样烦恼这个终极选择。但不可否认的是，人工智能正在以秒计的时间单位中飞速更新。那么当这个时代以科技作为底色时，我们的活法是否已经悄然改变？

      吴冠军老师认为研究应该与时俱进，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已经随着科技时代的到来发生了变化，因此他近年来专注于科技对政治哲学的影响。吴冠军不仅熟识齐泽克，他也有点像中国的齐泽克，语言体系很时髦，在写作和演讲中常用一些流行词汇帮助公众探索哲学意义。

      关于算法和人工智能所带来的影响，吴冠军预见的是——人越来越不被需要了，而这会进一步导致人们更难处理与他人的关系。

      这种“不被需要”将体现在工作中，资本更需要高效的ai工作者而非情绪不稳定的“打工人”。恋爱中，一个跟你凡事都合拍的ai难道会不如现实中那个需要你投入时间和金钱的麻烦对象吗？于是，无论在职场还是情场，人都越来越不被需要了。因为疏于人际交往的练习，我们注定越来越难以互相沟通，就像当下正在发生的那样，人人被困于手机之中。

1、被算法淘汰

      未来，或许没有“打工人”的生存空间了。

      “技术跟资本一旦结合以后，你们砸机器一点用途都没有，而今天的人工智能甚至可以没有躯体，你也没有机器好砸了。” 吴冠军将今天的科技革命类比成了过去的工业革命，当纺织机在18世纪后期成为工业革命的标志时，被机器取代的失业工人曾发起卢德运动（luite，卢德主义者）冲到工厂砸毁机器以示抗议。

      在工业革命发生后的两百多年中，纺织工人这个曾经最有政治力量的群体逐渐消失。而今天，我们在有生之年将看到更多新鲜项目出现并消失，根本用不了两三百年，职业就会被淘汰。无人机送餐、送快递，小区智能化等技术都正在实现，未来当很多人的工作被取代以后，你甚至没有一个可以砸机器的对象。

      吴冠军直白地说：“也许人工智能现在还不如你。但是有眼光的企业家心里在想——我与其花时间在你们身上，不如先投入到人工智能上。” 用人最计成本，尤其员工还经常产生负面情绪，比如富士康的员工会抑郁要自杀。投资人工智能或许一开始要投入大量花费，但是值得放长线，企业家算了一笔账以后觉得可行。那么有一天，“打工人”们将忽然发现自己不再被需要。

      事实上，当员工还未成为问题的时候，资本就已经在思考未来怎么绕开这些人了。在被社会广泛关注的外卖领域，吴冠军查阅资料后发现了某些外卖平台的战略部署：“美团实际上申请了很多专利，其中大量专利落在‘无人外卖’上，说明它早就意识到问题了，也早就在想——我怎么绕开你？”

      资本发现，人工智能远比有情绪的“打工人”要高效且节省成本，那么它从一开始就会绕开大批做基础工作的劳动力了。今天还没能完全脱离这些劳动力时，资本“只是暂时性地跟你玩一玩”。于是，当强人工智能时代还未到来之前，算法能做的是——挤压出人工的所有价值。

      尽管，算法本身无法意识到这点。

      吴冠军指出：“算法只接受目标和指令。” 以外卖系统为例，“时间控制”就是它最重要的目标，把时间作为参数，在这个意义上来调整整个算法，然后算法再不断地深度学习。“人工智能最关键的是，目标需要外界去赋予。” 在外卖系统里，算法被赋予的目标是，如何把这个时间挤出水来。

      在这个目标下，算法是冷酷的，算法比个人主体性调节要残酷得多，当然也有效得多。它会通过一个系统化的测试，得出非常有控制力的奖惩机制来达成压缩时间的目标。比如美团在2016至2019年间，将3公里送餐距离的最长时限由1小时压缩到45分钟再减少至38分钟。

      “算法只看到相关性，不处理因果关系，” 吴冠军解释。外卖系统里，要是有足够多的数据看到，这个地区有90%以上的人可以在30分钟里完成两公里的配送，算法就假定你是可以达成这个速度的，它可能给你再留二十秒的余量。然后它就能按照这个数据来规划下一步的指令了，不断给出指示，然后就会形成我们的错觉——配送的速度越来越快。

      然而，算法不研究到底是什么因素使这些人在30分钟内到达了。这个结果是不是骑手咬紧牙关超常发挥的一个水平；或者是在算法测试的这段时间，由于疫情马路比较空旷，才导致数据更好看了，但这不代表平常就能达到这个水准。吴冠军表示，因果关系在人类世界中是很重要的，但由海量数据训练出来的算法只知道相关性，却不知道因果关系。

      同时，任何加速都有物理学上限。那么可能压缩前面的3分钟很容易，但越到后面，压缩3秒钟也许都是用无数背后事故来作为代价的。比如骑手本来要看手机去接单，现在可以通过手机语音提醒，这可能就省下了5秒钟。但如果这个东西用尽了，快达到极限了，剩下的是很难去碰的，你每节省下的两秒钟可能都是以另外层面上的代价来换取的，今天的悲剧就是越来越接近极限了。

     “对于算法而言，它看不到这背后的代价，算法只接受目标和指令，它能测算出这个概率，确定这个时间是可行的。只有我们人才会问，抵达这个目标的代价是什么？”

      算法会毫无感情地达成指令，但算法也是无辜的，因为它根本无法意识到系统升级所伴随的代价。吴冠军解释其中的逻辑——由于算法体现出了it works（它很有效）这个特点，企业便会不断升级算法。当企业为算法设定目标时，比算法更清楚压缩时间会带来的后果。当然如果企业不竞争速度，它将利润不保、股价下跌。

      因此，今天的大平台正在借助算法悄然将代价转嫁到职员身上。零工经济并非新模式，但问题是这种以平台为依托的工作看似自由度很高，实际上却也在瓦解过去建立起来的制度。吴冠军表示，大平台把需要承担的责任从一开始就甩出去了，表面上外卖员可以掌握自己的资源、时间、投入，看似自己是自己的主人。但同时，在20世纪形成的工会、福利制度，本来已经通过实践有了一定的可行性，但现在大平台却可以借助其工作的特殊性，从一开始签合同时就绕开这些制度。

      科技不仅从瓦解制度上改变了劳资关系。未来更有可能的是，整个人工智能时代到来以后，它会问人类社会：你真的那么重要吗? 你作为人类工作的这样一种能力，被ai可以取代的都取代了。

      吴冠军以亚马逊为例，它在推进无人快递的同时也在缩减快递员人数，由于不需要养一支劳动大军，因此提供给员工的福利相对优异，让员工对于企业有自豪感和认同感，而它也确实将人数降到了可以这么做的范围。“而今天的那些‘美团’也在走这些道路了，它到最后又有美名。”

      当企业雇佣的人数下降以后，搭配人工智能以及一部分人工，这些人的人力素质可以很高， 给他们的福利也相对提高。“社会会说我很负责任，对吧? 但事实是，我已经把这些下面的这一部分全部砍掉了。”

      吴冠军确信技术本身需要一种政治性介入，比如社会舆论对于外卖算法的抨击导向会使平台作出调整，至少不再用压缩时间作为算法的唯一任务。但他也深知这只是平台的权宜之计，资本早就在进行下一步部署了。“你没法阻止人家背后做的事，你有生物上限。我如果用一个方式把你们整个绕过去的话，对不起，最后你们就全部给我离开吧。”

      篇幅关系，这一篇讲了ai和算法对工作的影响，下篇继续分享对两性关系的影响，欢迎你持续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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