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析：今年美本转学变得超容易？

前几天，美国大学招生咨询协会 ﹙national association for college amission counseling﹚发布了其最新的年度大学招生简况。

其中有近 750 所学院和大学回应了 nacac 的调查，并承认他们有新生或转学名额的空缺，同比提高了 80%-一年前，只有 419 所学校表示存在这样的情况。

很多人会把这样的涨幅归咎于疫情的肆虐，事实情况很可能也是如此。

不过，我们今天要讨论的问题是一些一直存在于这些招生简况数据背后的 “隐藏现象”，以及这些现象在疫情的放大镜下面临的道德困境。

长久以来，nacac的调查中，只有必须公开再招生的学校才会承认自己处于新生和交换生的短缺状态，而大多数所谓的 “顶尖院校” 则会更多利用自己庞大的候选名单 waitlist 来解决短缺问题（因此也不会承认自己正处于学生短缺）。

因此，如果到了迫不得已的地步，理论上讲，最终任何学校都不得不突然宣布再招生，或在常规申请季结束后，从候补名单中招收大量学生。

这种情况存在着各种各样的连锁反应，对校方群体来说，最大的影响就是排名靠后的院校将面临大规模的 “夏季融解（summer melt，这里的 “melt” 指发放offer数和实际接受offer的学生数量呈巨大落差的现象）”。

往年也有一些院校没有在 nacac 的简况报告中承认自己存在学生短缺问题，却仍然宣布他们将继续接受申请。有趣的是，他们给出的理由一般都和自然灾害有关：

泰国发生了海啸，我们表示同情，为了对因此而受到影响的学生们提供支持，我们决定适当推迟我们的申请截止日期。

而今年，这种理由更是可以用到手软。

问题在于，无论往年学校想以何种手段掩盖和解决自己的学生短缺现象，这种现象的整体规模和体量都不会很大，因此，也不容易引起大众的关注和怀疑。

时间来到美好的2020年，一些大学招生的真相，在聚光灯下闪闪发光：

近日，一名在一所一流州立大学的候补名单上的学生发现，这所大学在今年nacac的招生简况中表示有学生空缺，且会继续招生。

这个现象令她匪夷所思：既然有空缺，为什么这所学校不采取转正候选名单上的学生的策略填补空缺，却要选择继续招生？

这是个充满智慧的发现。

对于候补名单的作用，我们惯常的想法是，学校之所以会把一位申请者放在候补名单里，是因为这位申请者足够满足该校的录取条件，只不过目前该校没有额外名额可以用来招收这个学生。所以，当学校出现学生短缺的时候，把候补名单上的申请者转正，自然应该是最直截了当的选择。

然而，如上这个现象显然颠覆了这个 “常理”。

由此，我们必须思考：如果候补名单不是用来填补学生在数量上的空缺的，那么它到底还能干什么？

实际情况是，候补名单确实是用来帮助学校填补空缺的，但这个 “空缺”，比简单的数字游戏还要更复杂一些 –大家有没有想过政治正确的问题？

美国是一个越来越在乎政治正确的国家，而教育，就是推行政治正确理念的最有力工具 – 如果一个群体没有接受教育的机会，那么他们就只能永远地存留在社会底层，这显然不够政治正确。

按照这个逻辑，每所大学，无论是私立还是公立（当然公立学校在这方面责任更加重大），在招生的时候都得考虑招没招够所有政治群体的“代表”：

如果一所院校里没有几个黑人，那必然是“没有摆脱旧时代的思想，缺乏先进理念”；如果它竟然对亚裔学生缺乏关怀，那估计是犯了 “种族歧视” 的老毛病；如果它不允许同性恋入学，那看来是还没把宗教迫害那套忘得干净。

再不济，它总也要考虑一下各州之间的团结友好和互通有无？于是，如果它招收的州外学生数量稀少（尤其是女生，你可不能对现代女性翻半个白眼），那看来是想支持自州闹独立了。

因为有了这样一个新命题，在新时代里，学校的招生办，既要考虑学生质量，又要考虑数量，都是还要考虑不同学生群体的比例。

学生的质量和数量一定是优先的，这关乎学校最本质的名誉，而学生群体的比例，则一般是在这之后，对已招收学生构成的进一步考量的结果。

考量过后，如果发现有哪个群体的 “代表” 不够，那么，就用候补名单来解决。

这种操作不仅在本科申请中存在，在研究生申请中亦有其足迹– 研究生申请中的最后一轮，一般来说就是用来干这个的。

咱们把这个问题搞清楚以后，也许这位学生的疑惑就不难解答：

为什么我在候补名单上，学校承认学生短缺，却不招我？答案是：你所在的群体的比例可能已经够了，他们需要更多来自其他群体的学生，但候补名单上显然也不够，所以必须再招生（更何况，这是所公立大学）。

在候补名单上招不到足够的群体代表的现象其实也很常见（不过可能对顶尖院校来说问题不大）。因此，我们会发现，很多学校最终放在候选名单上的学生总量甚至可达上千人。

之所以会有这么多学生被陆陆续续地放在候选名单上，还有一个原因是：

招生办知道，候补名单的总体转化率每天都在降低– 学生可不知道你什么时候会转正 ta，除非对该院校至死不渝，否则很可能已经另投他家了。

如果没有疫情的肆虐，估计大家在了解到这位学生的遭遇时，多半是同情和站在旁观者的角度，对学校数落一通，然后各回各家的态度。然而，这场疫情，就像是社会的放大镜，把这样的问题，上升到了一个新高度。

当下，整个美国都处于对“事实 vs 信仰” 的争论之中 - 究竟我们是基于数据，相信新冠病毒的威胁，还是投靠信仰，拒绝禁闭，为自由而战？这样的问题持续发酵，争论不休，可以说是一次事实数据和个人情感的彗星级碰撞。

从我个人的角度讲，在生死面前相信事实数据似乎应该是理所当然的，但也有很多同胞持不同意见。美国一直以来都崇尚自由，我们就是以自由为起点的。

然而，我几乎不敢相信一个生活在平常年代的人会把自由放的比死亡还高。

于是，我不禁在想，这场“事实 vs 信仰” 的圣战，是不是最开始就存在根本性的误导。

现在上街聚众游行的美国人，大都是中产甚至更加低阶层的人群，我们可没有看到有钱人出来宣扬自由（除了资本家）。说到底，我们不是在为自由而战，而只是在为生存而战。

有没有工作是生存问题，在生活中多一些确定性，少一些不确定性，也是生存问题。

就好比学校不希望出现 summer melt 一样，对很多学生而言，能够尽早地锁定 offer，在当下的疫情大背景下，所获得是往往也是一种情感上的寄托。

如果学校本来有能力赋予这些寄托，却没有，这算不算道德上出了问题呢？如果在疫情之下，学校还在选择先给哪些群体寄托，而不是一视同仁，这又是否可以归结于是一种反向的歧视？

哲学家 w··罗斯 ﹙w. .ross﹚曾经说过这样一句话：

“每一段关系都是道德责任的缩影。”

也许在当下，这些责任包括尊重和同情每一个申请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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