哈佛校长在北大发表演讲

今天我来到这里，就更热切地想要了解这所创立最早的中国大学之一。北大是为大学之道而建的大学，是为思想自由而建的大学。

我来过中国很多次，既有私人旅行，也有公务访问。这次我作为哈佛大学校长访问中国，造访中国优秀的高等学府，感受尤为不同。

哈佛和北大都有着对高等教育的坚定信念，两校的学生和学者之间有着深厚的联系和紧密的合作。无论是艺术和建筑，医学和公共卫生，还是工程和环境科学，他们在各个领域中共同创造的知识，都将让世界变得更加美好。

我们应该记住，蔡元培不仅领导过北大，还协助创建了中央研究院、上海音乐学院以及国立艺术院。他的努力提醒我们，人文和自然科学都能够提升人类的精神境界，改善人类的生存处境。

从上上个世纪开始，哈佛大学就一直向东方探求知识，谋求合作。1879年，戈鲲化先生带着妻子和六个子女，不远万里从上海来到波士顿，成为了哈佛的第一位中文教师。他从中国带来的经典书卷，是哈佛获得的第一批亚洲语言文献，也是哈佛燕京图书馆最早的馆藏。

一百四十年之后，哈佛燕京图书馆已经发展成为拥有一百五十万册藏书的大型图书馆，是亚洲以外最大的东亚学术资料库，其体量在哈佛全校八十余座图书馆中位居第三。哈佛燕京图书馆有很多数字化馆藏，比如“明清妇女著作”数据库，向全球的学者在线提供北大和哈佛共同收藏的珍贵文史资料。

在哈佛大学各学院的教授学者中，有超过三百位中国问题专家利用我们的东亚资料从事研究。我们研究中国的学者数量，在全美所有大学中首屈一指。这些学者和老师们从方方面面推动着我们对中国更深入的理解，包括中国的文化、历史、宗教、人类学、社会学、法律、教育、公共卫生、公共政策，以及商学。

上个月，为了准备本次访华，我和他们当中的一些学者共进了午餐，了解了他们丰富的学术成果。那真是一次思想的盛宴。他们让我看到了以多重视角研究复杂的中国问题的必要性，更让我深刻领会了与世界分享中国知识的重要意义。当然，任何个人的能力都比不上集体的力量。

哈佛成立了一系列的研究中心和研究所来支持、推广研究。费正清中国研究中心、哈佛亚洲中心以及哈佛中国基金等机构，全面地影响着哈佛对中国的思考方式，从教学研究到交流合作。

它们当中最老的是哈佛燕京学社。九十年前，哈燕社正是在这里，从燕京大学的故址起步的。今天它仍然在支持各个领域的中国青年学者的学术成长。我们的这些机构当中最新的是哈佛全球研究基金。

它从四年前启动时开始，就一直为不同规模的研究项目提供资金支持，大部分是关于中国的。为气候变化、网络安全、国际关系等重大挑战提供有效研究方法的解决方案，这不是一所大学、甚至一个国家所能做到的。

要在这样的领域推动变革和进步，需要很多人跨学校、跨行业、跨文化、甚至跨政府的共同合作。正因为如此，我们现在如何培养人才和智力资本，就至关重要。

在哈佛的校园里，我们欢迎来自世界各地的有志者；我们相信他们能为我们的社区以及更广阔的世界作出贡献。今年一年之内，就有一千多名中国学生和超过一千名中国学者来到哈佛求学求知。这比来自其他任何国家的学生学者都多。他们的足迹遍布哈佛的每个学院。

我们还有超过两千五百名中国的校友。如果戈鲲化先生今天能回到波士顿，看到很多和他一样生于中国的学者在哈佛任教，一定会感到欣慰。他如果得知中文已经成为哈佛第二热门的外语科目，一定会感到高兴。

大学社区的成员意味着什么

我刚才介绍的这些数据和举例显示了我们对中国社会文化的浓厚兴趣，以及我们为之作出的巨大努力。但数字并不能完整地解释，作为一个大学社区的成员意味着什么。

哈佛校园里的每一次对话，每一种互动，都透露着谦逊和希望。我们随时都愿意承认“我不知道”，我们随时都愿意和伙伴们相向而行，面对挑战和失败，在追求知识的道路上一起憧憬成功的喜悦。

发现和创新的过程总是复杂而艰辛的。这个过程需要创造力和想像力，但更重要的是勤奋的工作。卓越不是轻而易举可以获取的，且谁都不可能仅凭一己之力取得成功 。

追求和创造知识的人们之间，总是有一种跨越时空的相互关怀。我还记得七十年代后期，我还是麻省理工学院的年轻教员时，一个中国学术代表团对学校进行过一次历史性的访问。漫长的分离一点都没有削弱师生同事之间的美好感情。

他们中的很多人已经几十年没有见过面了，但他们就像刚分开不久的朋友一样相互问候，然后又开始讨论共同关心的学术课题。对我来说，这生动地证明，在严峻的经济政治社会条件下，大学仍然可以成为力量的来源。

我还想到第一届帕格沃什 [Pugwash] 科学与世界事务大会。在1957年紧张的冷战局势下，来自世界各地的二十二位著名科学家聚集在加拿大新斯科舍省，讨论热核武器的发展及其对文明的威胁。

他们的集体努力为1963年部分禁止核试验条约、1968年不扩散核武器条约和其他若干重要协议奠定了基础。这二十二位与会者中，七位来自美国，三位来自苏联，三位来自日本，两位来自英国，两位来自加拿大，另外各有一位来自澳大利亚、奥地利、中国、法国和波兰。

物理学家周培源教授是这二十二人中唯一的中国人。他后来还担任了北京大学的校长，并在1978年率团访美，谈判促成了中美之间的学者交流。我们应该感谢像周培源教授这样富有远见和勇气的领导者，始终把和平和共识放在首位。

当下，我们两国政府之间正在就一系列重要问题进行谈判。这些谈判有时很艰难；它们的结果将对全世界产生深远的影响。我相信，保持学者之间跨越国界的交流，对我们今天在座的所有人来说都至关重要。不仅如此，任何关心高等教育在人类生活中所起作用的人，都应该能够理解其中特殊的意义。

在这样的关键时刻，优秀的学府更应该发挥积极的作用。当然，哈佛在美国，北大在中国，我们都有责任为各自的社会做出贡献，促进各自国家以及全世界的发展。

而我们作为大学，要真正承担起这样的责任，唯一的方法就是践行和维护那些能够超越国界的学术价值。我去年十月发表就职演说时，曾经谈到过这些基本价值。

当时出席就职典礼的，有哈佛大学成百上千的学生、教授、职员、校友和友人，也有来自全球二百二十所院校的代表。我想现在和大家分享一些我当时发表的想法。

伟大的大学坚持真理

伟大的大学坚持真理，而追求真理需要不懈的努力。真理需要被发现，它只有在争论和试验中才会显露，它必须经过对不同的解释和理论的检验才能成立。这正是一所伟大大学的任务。各学科和领域的学者在大学里一起辩论，各自寻找证据来支持自己的理论，努力理解并解释我们的世界。

追求真理需要勇气。在自然科学中，想要推动范式转移的科学家常常被嘲讽，被放逐，甚至经历更大的厄运。在社会科学和人文学科里，学者们常常需要防备来自各个方面的政治攻击。

正因为这样，开创性的的思想和行动往往是从大学校园里开始生长。改变传统思维模式需要巨大的决心和毅力，也需要欢迎对立观点的意愿，需要直面自己错误的勇气。

伟大的大学培养这些品质，鼓励人们倾听，鼓励人们发言。不同想法可以切磋，也可以争论，但不会被压制，更不会被禁止。

要坚持真理，我们就必须接受并欣赏思想的多元 。对挑战我们思想的人，我们应该欢迎他们到我们中间来，听取他们的意见。最重要的是，我们必须能够敏锐地去理解，但不急于作出评判。

我担任哈佛大学校长，还不到一年。但在这短暂的时间里，我们的校园里已经至少六次出现过有争议的问题，引起了热烈的讨论，有时甚至是激烈的争吵和公开的抗议。

参加争论的有学生，有教职员工，也有校友和学校的友人。这样的争吵可能会让人感到不快。但它是一个社区健康的标志，是积极的公民参与的象征。

事实上，如果有一个学期完全没有发生这样的辩论，那才是不正常的，甚至会让人感到不安。当意见冲突发生时，我们就不得不自问：我们想要一个怎样的社区？而正是这个问题维系并强化着我们的集体，让我们对真理的追求更加深刻。

我作为校长的职责往往并不是决定学校“正确”的立场，而是确保讨论渠道的畅通。从远处看，哈佛大学好像有一个统一的声音。但实际上，哈佛是不同声音交响共存的地方。而我们最为重要也最为困难的任务之一，就是让社区的所有成员都觉得他们可以畅所欲言。

改善我们的社区，改善我们的世界，这是我们大学的职责。目前，哈佛本科学院最热门的课程之一是“中国古典伦理与政治理论”。上个学期有425名本科生选修了这门课。当授课教授被问及对哈佛学生有什么建议时，他说，“我们的世界是由人类活动创造的。如果我们对世界不满意，我们就应该去改变它。千万不要落入危险的思想陷阱，以为世界本来就是这样。世界永远都在改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