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其仁：中美高校的科技创新差距在哪？

一群人在一起打磨，是所有科学、思想产生的重要条件

我们现在看硅谷，公司、投资机构、中介组织、老师、同学、实验室，在不大的空间内密密麻麻地堆积在一起，这是一个特征。它的内核就是一所大学，它早期不被人看重。而现在，斯坦福大学如日中天，经过一个多世纪成为世界顶级名校，硅谷就是以这个大学为中心而衍生出来的。

现在这个地区有大大小小公司一万家以上，创造了很多销售额、GDP和就业岗位。我在考察中发现，硅谷公司的密度很大。

但与之相比，中国的高校有多少专利？高校周边有多少企业？能不能跟斯坦福和麻省理工大学一样，画出一幅高校与企业高度集聚的地图来？这是值得探讨的好题目。

再看东岸，有一个基金会做了6年的研究，发现麻省理工大学校友所创办的公司有两万多家，每年创办的速度在递增，创业者的年龄在下降，创造的销售额达2500亿美元。这个现象给了我很强的冲击，为什么呢？

因为这样的现象多次出现过。以色列本身不大，在这个不大的国家里，就只有靠地中海沿岸的那几个地方，密集地分布着高科技公司。顺着这个思路，再把这个现象往前推，发现聚集是人类历史上屡屡发生的现象。

我们讲希腊文明，几何学、逻辑学都是希腊人的学问。希腊人的学问最早就是柏拉图创办的学院，这个学院成为了一个凝聚优秀学者、学生讨论的地方，对整个人类影响非常大。

我国与之类似的是山东。公元前300年，古代齐国首都临淄（今天的淄博），有当时最有名的学院——稷下学宫。150年里，上千人在里面，百家争鸣。在那么久远的时候，临淄也是一个空间上不大的地方，但很多厉害的人凑在一起。

然后就是中世纪文艺复兴时期，但丁等人都出现在不大的地方，就是佛罗伦萨周围的几个村镇。

再往后是科学革命，英国的剑桥就在伦敦不远的小镇上，但世界上先进的科学、想法和思想都产生在这个不大的地方。这种聚集的现象一再出现。

两千年来，有一群人在一起打磨，这是所有科学、思想产生的重要条件。不是单个的厉害的头脑所能实现的。厉害的头脑凑到一起，你说东他说西，互相激发。

所有影响人类的重大发现，在空间上和人口上的分布都极其不均衡——总是极少数的人，在极少数的几个地方改变世界。

中美大学之间，科技创新差距在哪？

我前一段在研究城市，城市就是密度，就是聚集。这次去的时候发现，科学创新比一般城市还要高密度。这次我们走进拥有创新公司的几个地方，站在中国的立场上，我们要看哪些东西我们有，哪些东西我们没有，到底差在什么地方。

硅谷核心就是斯坦福大学，波士顿走廊核心就是麻省理工大学。这些有纲领、有精神、有校训。但北大和清华也有校训，有传统。

对校园的大规模投资，在中国已经能做到了。我看过很多五千亩的校园，车在里面开半天，很多大学城大到进去以后出不来。

美国大学的房子里有一堆牛人，我们中国这里也有。

区别在于，像麻省理工大学这样的学校比我们对人的投资更多。他们每年研发预算很多，其中部分是企业捐的，而我们国家大学每年的研发资金却差很多。在美国好的大学里，师生互动频率很高。同时，老师带着博士生全世界走，哪个地方有意思，只要报上名字带着就去了，博士生领着硕士生走，硕士生领着本科生走。

有人说中国有雄厚的资本，但其实在往人身上投钱这方面，还差得很远，培养人的“厚度”远远不够。很多事情看一看、现场听一听就不一样，但中国有多少学生有这个条件？

中国大学与美国大学相比，有老师、有学生、有研发、有支持研发的人和机构、有国家投入、有校友捐赠或公司捐赠，这些环节是一样的，但后面一个环节就不同了。研究出来以后怎么办？再下一步就是要用专利，可以依靠专利排他性地实现发明创造的收益。

麻省理工大学在1960年代就做了很多在大学层面的尝试，得出了一些把这一块资源激活的经验。这些经验最后反映到议员那里去，最后有了《拜杜法案》（《拜杜法案》使私人部门享有联邦资助科研成果的专利权成为可能）。由于这个法案的推行，最后大概6900家公司放在马萨诸塞州，成为了整个马萨诸塞州经济的发动机。

此后，出现了新的角色，叫专利转换办公室。这些办公室的人整天在大学里面转来转去。他们也不是科学家，也不完全是商人，而是负责帮助科学家申请专利和推动专利商业化的专家。专利带来的利益，有三分之一归专利转换办公室，他们拿到钱再去申请专利，拿到更多的钱，整个技术转换的格局就不一样了。我们大学里面有这样的人吗？

所以，我们缺的是制度，而没有制度的原因是没有人把制度做出来。

在参观过程中，我们看到了“专利墙”，而专利背后是一套关于专利保护的法律。你用五年或者八年来研发，只要干出头来，任何人都要给你付费。没有这个信念，谁会把五年、八年的时间往里放？风险资本怎么敢往里投？有了核心大学给企业的专利，围绕这个专利可以再开发更多专利。

光有专利还不行，产业界怎么判断？市场怎么判断？这是另外一个环节。不是所有专利都能赚钱，要有人掂量、评估、检验、尝试。

我们在游学过程中就看到有企业联合会，驻扎在麻省理工大学，从市场产业生产的角度评估哪些专利更有机会变成产品，但我们这里好像就没有这样的组织。

美国科技创新力量大，原因在于它已经形成了一个生态。房子是同样的，校区是同样的，大学名字都叫大学，但人家里头的活动却很不一样，差别很大。对我们大学在整个社会当中的连接方式，真要重新反省。

科技创新就要有高浓度、高密度的“场”

什么叫科创？运用一个新的原理解决有市场前景的问题，就叫科技创新。在我看来：第一，要有原创性的想法，原理就是一个想法，就是关于因果联系的猜测，有了原理能不能用，后面要有一组支撑性的技术。

我们最受触动的科研项目是盲人的眼镜。这个项目背后的科学原理就是：人看东西不是靠眼睛看的，而在脑子里成像，这个科学原理曾有多少人摸索、猜测。有了这个原理，不一定能马上变成产品，应用原理要有一系列的技术支撑。

科学家、工匠都不能少，工艺的可行性很重要。

为什么麻省理工大学强调手脑并重？不动手解决不了关键的技术困难。科学家、教育家、发明家、工匠、企业家、投资家、商人，一个都不能少。

另外，不能指望科学创新遍布整个国家，所有这些元素只能在空间上集中到非常小的地方来，高密度、高浓度，要形成一个场。不光是每个元素很优秀，而且要每个元素进入到这个场里互相作用。

我们这次游学，互相折磨，互相较劲，发现所有人的体能都是可以的。这次实验发现：场是比单个元素更重要的力量，这个场一定不能太大。反应堆、熔炉、高压、高温要凑到一起，要高频互动。

温度非常重要，如果不在一个群里面集聚起来、凑到一起，好多潜在的力量是发挥不出来的。这里头最重要的生产力不是单个人多聪明、多厉害，而是形成的那个氛围。

中国古人讲：“积土成山，风雨兴焉；积水成渊，蛟龙生焉”。什么叫创新？就是“无中生有”。无中生有的条件是什么？想法再往前走一步，最后怎么变成产品？这里有大量的道理值得研究。把想做事的人聚在一起，形成氛围，就可以发展，这是知识驱动、知识外溢的经济发展。

一个适合人才发展的地方是怎么形成的？研究城市，研究到最后就是这个问题。

所以我们到底能做些什么?这需要大家共同研究。

周其仁，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经济学教授